文/潘彩霞

1944年冬季，新疆。一场大雪覆盖大地，雪花纷飞。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，步履蹒跚，艰难地走向监狱。她身患重病，脚步虚弱而迟缓。

她前去领取丈夫的遗物，心中满是撕心裂肺的痛苦。回想起他被盛世才残酷杀害，尸骨无存，她的内心仿佛被刀割一样，眼泪止不住地涌出。她恍惚间似乎听到丈夫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巾帼如你，要有泪不轻弹啊！”

擦去眼泪，她挺起胸膛，毅然走进了监狱。这一年，她已经32岁，而她的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染上了结核，命悬一线。

她的名字是侯御之，是中国首位女法学博士。而她的丈夫，正是抗日民主人士杜重远。

他们的相识发生在日本。

在日俄战争后，日本的野心显现无疑，中国的留学生纷纷走上街头，要求归还旅顺、大连。侯御之便是其中之一，她就读于京都大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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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御之自幼聪慧过人，8岁便赴日留学，精通7国语言，且擅长音乐。由于寄宿在皇族家庭，她被外交官们亲切称为“公主殿下”。

在游行中，她的歌声悲壮高亢，指挥有力，英俊的外表与高贵的气质也深深吸引了组织者杜重远。

杜重远，吉林人，彼时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。

他们相识后，侯御之常去听杜重远的演讲，他的才华和风度令她十分钦佩。

意外的是，不久后，杜重远向她表白。侯御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，因为两人年龄差距十四岁，认为恋爱为时尚早。

然而杜重远却十分执着，给她写了封又一封的情书。学业完成后，他先行回国，并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，赢得了张学良的赏识。

尽管如此，他始终没有忘记侯御之。

1930年，侯御之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，那天，杜重远特意前往日本，为她拍下了一张照片。

虽然她拒绝了他的爱情，但杜重远的救国理想却深深地影响了她。于是，她放弃了音乐的理想，选择攻读法学博士。

1932年秋，侯御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。日本的高等学府和各国使馆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，但她一一婉拒，选择回到北平，在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执教。

有一天，她的宿舍窗下飞来了一只风筝，正面写着“不传消息只传情”，背面写着“我在这里等你”。

那时，杜重远正在等她。随着沈阳的沦陷，作为反日领袖的杜重远被通缉，不得不流亡到关内。

命运再次将他们紧紧相连，他的爱国之举打动了侯御之。

最终，在杭州西子湖畔，两人的缘分得到了完美的延续。张学良还特地送上了一枚心形金盾作为婚礼的贺礼，他说道：“这颗爱心代表着你们永结同心，也象征着我们全体为复兴祖国而努力。”

1933年，杜重远和侯御之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两人一个身着礼服，一个披上白纱，才子佳人珠联璧合。

借着这次婚礼，杜重远购买了一个花园洋房。在抗日斗争中，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，而这座豪宅成了他地下工作的最隐蔽掩护。

然而，满座的宾客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。某个深夜，杜重远正在与地下党密谈时，一队日本军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。

在危急时刻，侯御之迅速换上华丽的和服，带着愠怒的神情慢慢走下楼，流利的日语一口气报出多个日本军界高层的名字。那些不速之客吓得连连道歉，匆忙逃走。

这次风波让她被朋友称为“女诸葛”。

在抗日的征程上，夫妻二人相互扶持，杜重远接手了《新生周刊》，而侯御之则帮助他编辑稿件。没想到，一篇《闲话皇帝》的文章却引来了杀身之祸。

日本以“侮辱天皇、妨害邦交”作为理由，要求国民党封刊并逮捕相关人员。

杜重远不幸被捕，侯御之不顾怀孕的身体，日夜奔波营救。曾经的贵族小姐一度住在破庙里，和硕鼠、蝙蝠为伴。

她写下了大量的《抗告书》，并将其以多种语言发布在国内外报纸上，立刻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。

“救国会”领导人沈钧儒积极奔走，地下党也组织了示威游行，向国民党施压。在一年的努力下，杜重远终于被准许保外就医。

但不幸的是，侯御之因过度劳累流产了孩子。

出狱后的杜重远立即奔赴西安，与张学良、杨虎城商讨救国大计。两周后，爆发了“西安事变”。

杜重远再次被捕，并被押送到南京。

随着抗战全面爆发，国共合作达成，杜重远被释放。然而，杜重远依旧在日本人的通缉名单上。于是，他拒绝了国外的邀请，决定前往新疆协助盛世才。

当时，盛世才担任新疆省督办，并高举抗日旗帜，广泛招揽人才。谁也未曾料到，这一步成为了悲剧的开端。

1939年，侯御之放弃了在花园洋房的安逸生活，陪伴丈夫远赴边疆。

临行前，杜重远深感愧疚地说道：“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的日子，现在你又要随我去新疆，忍受更加艰苦的环境，我该如何回报你？”

侯御之满怀期待地答道：“抗战胜利后，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场下午茶！”

到达新疆后，杜重远担任了新疆学院院长，致力于培养抗日人才。侯御之则在家照顾一对儿女，生活平静而温馨。

然而，随着杜重远声望的日渐提升，盛世才开始心生嫉恨。终于，他扯下伪装，背叛了革命，疯狂地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。

某个雨夜，杜重远的家遭到袭击，一群黑衣人闯进了他们的家。

杜重远被囚车带走，侯御之无助地站在家门口，任凭塞外的风雪侵袭，心中充满茫然。当时，她还怀着第三个孩子。

多年后，她写下了那段痛苦的记忆：“重远被捕后，夜晚，所有的佣人都撤离了，家中空无一物。我想煮壶开水，却不得不远行去打水。孩子们年幼，邻里不敢同情我们这个‘叛逆家属’，我大声呼喊，却无人应答……”

更为不幸的是，侯御之和孩子们也被关进了监狱。在狱中，她的女儿出生了，而盛世才派来杀手将她的孩子从窗外扔下。

在零下46度的大雪中，孩子奄奄一息，幸得一位白俄罗斯助产士冒死将其抢救回来，才幸免于难。

由于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的不断营救，盛世才感到将杜重远全家逼死于监狱中难以交代，于是，他将侯御之母子四人软禁在结核病院，企图彻底消灭他们。

结核病院里，病人时常大口吐血而死，侯御之的大女儿也因目睹这一切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失常。

两个月后，医生确认他们全都染上了结核，盛世才将他们再次软禁在家中。

生活陷入困境，银行账户被冻结，既无钱治疗，也无力维持生活。侯御之几乎丧失了求生的勇气。

直到孩子们的呼喊声唤醒了她，她想起了杜重远临终前的托付：“请好好照顾孩子，务必抚养他们长大成人……”

这些话语再次在耳畔回响。侯御之忍住泪水，勉强从发霉的果酱中取出一些喂孩子们，以求延续生命。

她虽然身体虚弱，依旧不顾自己已染上重病，挺身走进了杜办公署，严正要求：“救救孩子，孩子们无罪！”

她一手牵着一个孩子，另一只手牵着另一个，背上还背着一个。她尝试逃离，但终究一切都无济于事，反而换来更加残酷的迫害。

1944年秋，盛世才调任重庆，侯御之才得知丈夫杜重远的死讯。

杜重远的生命戛然而止，年仅46岁。侯御之不愿相信这一切，整日奔走于新疆的各大监狱，直到有一天，杜重远的狱友前来探望，含泪向她讲述了杜重远所遭受的种种酷刑。

每个字如雷霆般敲击着她的心。她一言不发，日夜不食不睡，整整两天。众人说她疯了。

孩子们的哭声终于把她唤回。她想起杜重远曾说：“万一我不在了，你要这样想，虽然我离开了，但我们全家也会团圆。”

为了他，她要活下去。

此时，她仅32岁。

在无尽的痛苦中，杜重远去世四个月后，侯御之终于收到了领遗物的通知。他在日记中最后留下的话是写给她的：“抗战必胜，原谅我，最远的下午茶，我却失约了。”

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，炮竹声响彻四方。侯御之独自坐在屋中，怀抱三个病重的孩子，痛哭不已。

复仇的决心让她振作，她带着孩子们回到重庆，向国民党政府控诉盛世才“杀人无道”。

然而，她的努力再次落空，只有失望。

当全家濒临死亡时，周恩来及时提供关怀，带领他们返回上海治疗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侯御之的孩子们逐渐恢复健康。

回到上海后，侯御之常常站在曾经的房门前，回忆起与杜重远的幸福时光，禁不住泪如雨下，轻声吟道：“画楼重上与谁同？”

全国解放后，万家团圆，然而杜重远却再也无法回到她的身边。

孩子们一直在与病魔抗争，结核病让他们的免疫力几乎丧失，尤其是小女儿杜颖，曾七次被宣布病危。

她在床边，不辞劳苦地教孩子们，三年内完成了全部中小学课程。

1963年，三个孩子分别被上海外国语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。

其中，最弱小的杜颖从二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七名新生之一。

“敌人虽然带走了重远，但他永远无法从我们心中夺走他。”

侯御之一生的学问未能施展于社会，这是她最大的遗憾。在她的支持下，两个女儿奔走于海内外，招商引资，实业兴国。

然而，侯御之在晚年罹患癌症。靠着氧气瓶，她在纸片上勾画回忆，写下对杜重远的深深怀念：“在这远行之际，我想让他为国忘家的事迹永留后人……”

1998年，侯御之去世。她经历了生死磨难，却从未抱怨、不曾后悔，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真正为国捧心的爱国者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